书信中的伯林

2012-10-17 15:50 我要评论
分享到: 0
调整字体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英)以赛亚·伯林著,陈小慰、叶长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版,89.00元。

  延伸阅读《伯林传》,(加)伊格纳季耶夫著,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19.20元。《伯林谈话录》,(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版,23.00元。

  十余年来,以赛亚·伯林的大多数著作都出了中译本,这使得他成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少数西方现代哲学家之一。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出的著名划分,他的价值多元论,他的民族主义研究,还有生动活泼的“狐狸与刺猬”说,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并给观念世界留下了深切的印痕。通过这些著作,人们体会到伯林的智慧、热忱和敏锐,甚至可以构建起他的形象:一位既深知悲剧之痛,又深谙喜剧之乐的思想者。

  了解伯林的历史与心理

  然而,要将由观念塑造成的形象还原为思想的血肉之躯,仅凭伯林的学术著作还有些不够。就像伯林自己说过的那样,在考察人事之时,要注意“结缔组织”的联系作用。同样,除非人们能在生活中找到伯林的精神脉络,来联结、整合和统摄伯林广泛的思想领域,否则哲学家的形象很难灵动。

  伊格纳季耶夫杰出的《伯林传》就起到了结缔组织一般的作用,《伯林谈话录》也有类似效果。不过这些作品毕竟不是第一手的材料,没有展现其基础的功能。而新近出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则不同,它完全称得上结缔组织的“显微结构”,因而意义特殊。

  负责编辑书信集的仍然是令我尊敬的亨利·哈代。作为伯林的著作管理人,他一直致力于伯林书信的收集。哈代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末,他向伯林提议出版书信集,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爽快的同意。但是伯林不同意将数量庞杂的书信精心挑选后予以出版的建议。他的意见是,出版的前提不是精挑细选,而“必须有大容量”。于是哈代遵从伯林的意见,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书信的征集、整理和编辑。目前推出的只是三卷本的第一卷,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46年,即伯林19岁到37岁的生活。

  正因为伯林一向对出版自己的作品持谨慎、怀疑和完美主义的态度,所以哈代才对他毫不迟疑的同意感到惊讶。伯林为何要求书信集不必精心筛选,而应有巨大容量?哈代肯定知道原由,只是没有挑明。读完这本书信集,我个人认为,伯林此举大有深意。

  伯林之所以有“当代休谟”之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哲学和休谟一样,都包含着大量历史与心理的成分。通观伯林的哲学,他的思考未必是逻辑的,但一定是合乎人性的。而人性,在伯林看来,就像康德的那个比喻,乃是历史与心理交织限定下的“曲木”,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很显然,伯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从来不写日记,更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还认为,专注于自身根本就是无聊之举。但是,从对待出版书信集的态度可知,伯林认为要了解他的哲学,不能不了解他的历史与心理———而书信恰恰是这样的宝库。

  信中俯拾即是的真实

  爱因斯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评价伯林说,以赛亚在他眼中就像是“上帝这个巨大但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场里”的一位十分明智的观众。反过来,伯林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爱因斯坦有一种“孩子般的残酷无情”。这些文字未必是给予对象的客观评价,却反映了评价者本人当时的心理。这种真实,在《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中俯拾即是。

  在一次谈话中伯林曾经说起,他8岁时在彼得格勒的街上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行。脸色苍白,挣扎着濒临死去。他说:“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伯林谈话录》)而在他22岁的书信中,他也曾清晰地记录暴民的形象:“全民公决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纳粹的模样:一个臃肿的大胖子穿着一件褐色的制服,袖子上戴着红底黑字的纳粹党徽,头戴一顶镶着银色刺绣的小羊羔皮帽子。他醉得厉害,当时我正在咖啡屋里,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之后便被三个侍应带了出去。”(1931年8月,致查尔斯·亨德森。纳粹分子发起全民公决,希望借此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但未能获得多数同意票。)

  数年后,伯林就不再仅限于描述暴力了,他的思考转向如何对抗暴力。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借评论作家亨利·詹姆斯之际,批判了那些对施暴者畏首畏尾的旁观者。他指责旁观者逃避行动,将躲开的危险精心包扎起来,堆积在身后,“什么都不做,只是谈话和理解,在别人靠近的时候拘谨地发抖,在信封上写字”,甚至见到帘穗卷起就会引起极大的心理恐慌。(1937年9月,致本·尼科尔森。)

  究竟如何行动,伯林的态度也有不小的变化。他曾想做一名律师,也曾认真考虑过记者、编辑这一类新闻职业。《曼彻斯特卫报》(后更名为《卫报》)想找一位对外国事务感兴趣的优秀的古典学学者,22岁的伯林很是动心。有意思的是,遥远东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竟然掀起了英国大学的政治学热潮,伯林的哲学志趣也随之变得坚定。1932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哲学教师,时年23岁。从那时候起,伯林对暴政就持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写道:“自1933年起,我完全了解了纳粹恐怖,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很独特、可怕,而且我没有一刻认为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

  二战开始不久,在出版了专著《卡尔·马克思》之后,伯林也想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一起走上战场,或者从事抗战活动。但是由于他在出生时左臂受伤落下了残疾,无法以普通的方式为国效力。他一度颇感沮丧,向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写信自荐,希望政府允准他“以半官方或是官方的身份去莫斯科,从事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希望我做的任何事。”(1940年6月,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另一封信中,他坦言自己“异乎寻常地关心民众。那也许是真实的改变。在许多地方,个人世界土崩瓦解了。我极其渴望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做点事情。”他宣布:“我们会赢的。”(1940年6月,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就在这一年,31岁的伯林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一段战争“宣传家”的工作,任务是“把美国卷入战争”。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的宣传攻势做得很不好。一年以前,没有采取宣传政策也许可行,可如今这样的做法不再合适了。”(1940年7月,致玛丽·费希尔)伯林的战时工作做得不错,甚至赢得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

  记录伯林的成长历程

  从个人性情的角度,《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也提供了与成长相关的有趣证据。二十出头时,伯林给长辈的信中还在开诸如“为了方便奥地利警方出于无意打开此信,特此申明”之类的无聊玩笑,但他很快就能意识到玩笑的不合时宜。他写道:“我确实认为那是竭力表现幽默,但却弄巧成拙,表现得尴尬、枯燥而又笨拙的一封信。”(1931年9月,致查尔斯·亨德森)事实上他很早就发现,知识分子常有的愤世嫉俗与己不合。他说:“我特别欣赏不左不右的人,就我所知,那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就在这一期间,他在伦敦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书。他回忆道:“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拿出一卷,从此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成了占据我生活中心的人物。”

  毫无疑问,伯林的成长得益于他与不同领域的众多杰出之士的交往。这一点在书信集里有充分的表现。伯林通讯录上的人,大多活跃在学术界、政治圈、文艺圈以及新闻界。有哲学家,也有摄影师;有社会活动家,也不乏作家诗人;有首相,也有总统;有科学巨匠,也有音乐大师。从他们的书信来往中,伯林一直在实践着他终生不渝的信念:从别人身上看到多个侧面的真相,从别人的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运用热忱、敏锐与自信的移情(empathy)能力去理解或追求它。譬如他与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的通信就十分出彩。在他们的来往中,伯林显得格外的坦率自如。文笔直白生动,而非一贯的词藻华美。他向她描述一位流行小说作家“活像葛兰素公司的广告宝宝,总是与奶油、蜂蜜、果酱相联系。”也敢于直言不讳地向她表达对俗艳趣味的义愤。

  书信集的正文截止于1946年3月。两周后,伯林从美国回到了英国,开始战后的学术工作。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靠回忆打发死气沉沉的日子。(1946年2月,致苏珊·玛丽·帕顿)然而事实完全相反。积淀了20年人生经验的伯林正成为一个更加自信乐观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书信集的后两卷为此给出证明。(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亨利·哈代优秀的编辑才华为《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增色不少。尽管他非常谦逊地表示在这本书信集中,他所做的只是为读者提供理解书信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真实信息,然而他做了更多细腻贴心的工作。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假如伯林是一位圣人,他肯定是邋遢鬼的守护神。可见哈代的付出是全方面的。除了准确的注释、简要的背景信息,他还整理了不少伯林的访谈录音,附在一些信件之后以助读者理解。书信集的后半部分,哈代不仅借英国文化官员的日记为伯林访问苏联的经历提供更丰富的细节,还辑录了伯林的几封专业性较强的函件、讲稿,以供读者赏析。他甚至找到了伯林就读于圣保罗中学时的一篇竞赛作文,题目就叫《论自由》。那一年,未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只有18岁。

扫二维码上移动长江网
分享到: 0

文娱社会

财经健康

旅游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