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致唐弢的“请罪”函

2012-10-24 16:09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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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襄樊农家子弟,“工农兵学员”之前为乡村教员、之后为大学教师,再后干过二十七年国家出版社编辑,2007年年底回归讲台,现任一所师大文学院教职。工余写作,出版著作多种。

  在名为《文人情怀》的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中,得见彩印清晰如同原件手迹模样的一封郭沫若写给唐弢的老书信,比1979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唐弢《回忆·书简·散记》一书卷首缩印的该书信黑白手迹要爽眼得多。整封书信一百多个字,释文如下:

  唐弢先生:

  真是万分难过,《新文艺》接连两期登载青年来稿,不仅唐突吾兄,并牵涉到多方面的人事关系。疏忽之罪,真觉无地自容。兹谨肃此芜函,先行请罪,拟于下期撰稿一篇表明弟个人意见。文章难写,但想勉力写出。尚乞宽宥是幸。专此顺颂刻安。

  弟郭沫若再拜

  三月十七日

  书信手迹上只有月份和日子,没有年份。这个缺着的年份容易准确地补上,因为这一起“文学事件”太著名了。弄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更不用说专事郭沫若研究或文学副刊研究的人了,大都知道郭沫若有一篇名文《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就是小结这起“文学事件”的。事件,即郭沫若类比为“斫樱桃树”的事件,发生在1947年春上海《文汇报》全面改版后新开辟的六个周刊之一的《新文艺》周刊第三期上。

  上海《文汇报》新开辟的六个周刊分别为《新思潮》、《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和《新文艺》。郭沫若除担任这六个新周刊的“总顾问”外,还亲自出面与陈白尘和杨晦组编《新文艺》,杨晦编一期、郭陈编一期,轮流主事。被郭沫若类比为“斫樱桃树”的两篇文章就同时发表在3月17日出的第三期《新文艺》上,不是郭沫若信中说的“接连两期登载”。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郭沫若在信中说惹事的“来稿”是出自“青年”之手,这两个“青年”就是时年25岁的耿庸和再过两个月才满19周岁的本名苏隽的曰木。

  耿庸的《略说“不安”》的副标题就是“兼致唐弢君”,曰木的《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也是直指唐弢主事的《笔会》,可见郭沫若信中反复“请罪”绝非是虚托的客气,而是据实而来的衷恳承担。综合耿庸和曰木两文之要,其一就是攻击唐弢的人格和抹杀唐弢的文坛功绩,所以郭沫若在致信的次日写下的《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专门就这两方面予以张扬。

  郭沫若写道:“唐弢先生的人格和他在文坛上的功绩,我们谁都是知道的,几句感情的谩骂决不能撼动分毫。战前的成就且不必说,抗战发生以来在敌伪高压下,艰苦斗争了八年,就在今天也都还在恶劣的环境中撑持着。他所主编的《周报》被迫停刊,我们应该没有那么健忘吧?《笔会》的编辑态度,在我们认为是十分公正的。有时候虽然觉得沉潜了一点,但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立地便有了改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了尊重建设性的作品,为了宝贵有限的纸面,他要谢绝一些个人泄愤的文章,这在主编者是应有的权衡。认真说,像这样的编辑态度倒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郭沫若说的两位“青年”的文章在“唐突”唐弢之外,还有“牵涉到各方面的人事关系”,主要是指“牵涉到”巴金、李健吾。郭沫若果决表态:巴金“是我们文坛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立在反对暴力、表扬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虚弄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至于李健吾,虽然他的具体作品“受人指摘”,“但我相信在‘反战有罪’的年代,李先生能够歌颂和平而反对战争,这主题应该是值得拥护的”,至于其作品中的性内容之过分强调而湮没主题等缺憾,“李先生自己也坦白地承认了”,还能要求李健吾什么呢?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细读《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这一篇短文,足可看出郭沫若处理须多方关照的棘手难题时的胸怀和机智,难怪当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政党的权要人物都极力揽他入怀。郭沫若在处理耿庸和曰木“斫樱桃树”这个文学事件时,一方面正视双方各自的核心利益,不做空洞的环绕,单刀直入把问题摊开了明说,但分寸把握得极为恰当。

  两位“青年”攻击巴金,郭沫若就推心置腹地写道:“青年们是喜欢破坏偶像的,巴金先生的偶像遭受拂逆,我相信这是一种消极崇拜的表现,或许正足以证明巴金先生的优越的成就吧。”

  说到具体刊发两篇“斫樱桃树”的文章这直接的事件,郭沫若主动承担,他尤其不直筒筒地怪责两位“青年”作者,他写道:“我现在很诚恳地负荆请罪,并向耿庸和曰木先生请罪。两位先生都是年青人,你们是出于一时的好胜,是我们助成了你们无心之过。我们的过错确是无辞可辩的。我自己感觉着无地自容。”另起一个自然段,也就是郭文的最末一段,郭沫若温和诚恳地劝两位“青年”为这事件“不要失望”,“这是容易补救的”,“补救”的法子就是“努力做些虚已接物的工作”和“化除个人的意气”,从而“把批评导引向原则性的、建设性的、真正战斗性的水准上去”。

  郭沫若去世后,唐弢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文中回顾了上述这起文学事件。耿庸和曰木的文章见报当天,郭沫若夫妇就赶往唐弢寓所急欲当面“请罪”。但不巧唐弢外出了,这才有了郭沫若连夜写信给唐弢的事发生。没有找见另外四个当事人即耿庸、曰木和《新文艺》编者杨晦、陈白尘对于此事件的言说文字,还不能轻易定性,尤其是这起事件何以要如此紧急地果决了断,个中因由得再找出一些当时的当事人的可靠记录来核实。我估计,和“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得知“国防文学”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就立即表态要改变态度做“党的喇叭”无条件跟“党”站在一起一样,这一起攻击唐弢、巴金和李健吾的“斫樱桃树”文学事件,郭沫若的文章写得那么大气那么决然,多半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应该是“上面”打了招呼,要维护党的既定文化战线,不可以擅自攻击没有被“内定”列为攻击对象的著名文化人。否则,11个月后郭沫若在香港撰文公开点名指斥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几位有恒常追求的名气颇大的文人并把他们往死里整这种行为就不好解释了,因为无论多么极端的个人品质,都不可能如此恶毒地对待自己的同类,尤其是文化人,当然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政治势力对其视为敌对势力的专制行为。郭沫若当时被指定为即将掌握国家政权的一个政党的“文化领袖”,他奉旨行动,也算那个时段的文化风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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